人类的往昔似残梦般悠长，在文字之外，建筑作为记忆的重要承载方式，还有联系感情的纽带作用，这些联系或深或浅，或明或晦，常常沉潜于旧梦。而通过对自身民族建筑历史的诉说，去寻根与回归，且不忘开创与发展，不管是被称为爱国情感还是民族使命，这样的抉择对于个人而言，其终端常常是一条悄悄的历史小径，对应的是被视为“传统色彩”的坚强人格和不凡经历。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思成是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建筑系的创办人，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重要奠基人，梁先生是建筑教育家，他还是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1959年10月，梁思成先生（前排左一）与罗小未先生（前排右一）及学生座谈，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叶佐豪（59届）、王良振（61届）、陈寿宜（61届）、钟临通（59届）、吴登沄（61届）、贾瑞云（61届）、张之俊（59届），拍摄于同济工会俱乐部，钱锋提供。
历史常常冲刷一个人存在过的印记，然而即使时光荏苒，却依然让他的著述及其思想经历史的沉淀更为熠熠生辉。等待今人细细品读，获取力量。
梁先生留下的著述不仅是沉甸甸的专业探讨，更是典型的学者遗篇。即使处在建筑概念、数据、图表之中，却常常与不会说话的建筑保持着心灵的交流，充满着对于世界万物的热爱。在《平郊建筑杂录》（梁思成、林徽因合著）中二位如此写道，考察建筑能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悦：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表面看，这篇文章是在讲解如何欣赏古建筑，进一层则涉及了如何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在泡沫般的历史表象之下，一种在文化结构中永恒存在的历史积淀和审美情趣。广袤的大地上散落着经风雨剥蚀的古代建筑，当遇到有现代眼光和同情心的考察者，探秘者，便是得到了知音。正因为对于建筑的深层次价值的不断思考和体会，梁思成从不曾改变对于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尊重、敬畏、同情、理解的态度，面对前人的历史建筑遗存，在没有充分了解和分析之前，还能有什么别的合适的态度呢？
中国建筑是否有自己的文法？如果有，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么样的呢？以往所有外国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就梁先生而言，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就去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走不通。因此，不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要真正了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内容的特色，前提就是懂得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营造法式》、《清工程做法则例》。否则，不懂这套规程就研究中国建筑史，正如研究英国文学而不懂英文文法一样。
《营造法式》（陶本） 1925年 朱启钤旧藏
1932年，梁思成去独乐寺调查测绘，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进一层的，中国建筑的精髓是什么？梁思成说：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按此观之，斗拱是中国建筑的精髓所在。希腊罗马建筑以石造为主，以墙承重。中国建筑则以木造为主，柱之上是斗拱，再上是屋盖，荷载通过斗拱传到柱子上，因而墙倒屋不塌。斗拱既有装饰效果，也有结构作用。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曾记载希腊罗马神庙通常用立柱的“柱径”作为基本模数，而面阔、进深以及各类细部尺寸皆以此为本，为柱径的倍数或分数，按此来类比，那么order的使用一如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的斗栱“材分°制”。梁先生的西学素养，加上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掌握了中国建筑的“文法”，成为了重要的法宝，中国建筑就得以获得了与西方建筑对话的现代方法。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 插图：中国建筑之ORDER 英文版 1946年完稿
1937 年，时值中日战争爆发，梁林二人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第61 窟唐代壁画的五台山全景注意到佛光寺。图录上所绘的寺庙在每座寺庙下注有名称，佛光寺也是其一。6月20日，梁林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一同到山西五台山，找到佛光寺。几天后林徽因“见（梁底部墨书题记）‘女弟子宁公遇’之名”，遂搭架子洗清梁底污垢，近距离辨认释读，经与殿前石经幢上所刻“宁公遇”之名和“大中十一年”相对照，得以确认佛光寺大殿的建造（成）时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是为当时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离今1164年）。长途苦旅后的收获，亦非个中痴人所难以理会，在追记中他们如此写道：
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骡入山，在陡峭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古建筑调查的过程更艰苦的还在于工作本身，《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这样写道：
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头已经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是不容易的。
至此，当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年代最久远（1080年）、规格最高（殿堂式）、体量最大（面阔7间进深4间）、保存最完整（包括塑像壁画书法）的建筑遗存——佛光寺东大殿——被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不仅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的断言（关野贞），同时也为研究和构建古代建筑史竖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样板。那时的梁思成、林徽因一行非常高兴，就在佛光寺大殿前面台子上他们带去的所有罐头，打开一次都吃掉了。
佛光寺大殿槽内明栿下唐人题字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第二图
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不好坐，左右萧条，寂寞自如乎？而梁先生的自如，在于平常心和责任感，无非意味着“做该做的事”，除了做的不够，无他遗憾，而一旦有所发现，高兴到发狂，疲乏顿失。没有不惮烦琐的田野调查，开辟初始的古建筑档案，恐怕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从阅读梁先生的著述中也可以发现，从“建筑意”的提出，到发展“体形环境”——大建筑秩序观，预示着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之间非简单激进的态度。动荡年代里，在对传统文化尚未有充分认识之前，许多文物建筑或被破坏，时至今日只能说我们交了“学费”。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虽然尽可能维持古城风貌，但是却需承受时代“不破不立”的发展后果，在城市功能膨胀中，于“体”与“用”失衡了。梁先生曾早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推崇稳步缓进——一种静静的、自然演化的有机建筑观。彼时的梁先生振聋发聩的话语，多少是被时代“挫败”的：
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的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
梁思成与周总理讨论科学规划
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名门之后（一个是梁启超长子，一个是曾任民国司法总长林长民之女）结通家之好。梁林共同留学美国之时，已经决定了共同以建筑学为终身事业，虽不免历经艰难，毕竟依愿而行，像许多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心系在祖国的命运上，在时代交替、变革夹缝中，各自承担历史使命。《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对中国的诸多传统持维护立场：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a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38 年梁思成一家及友人在昆明西山杨家村民居中合影（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再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
把研究中国建筑作为“第二生命”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激进革命，梁先生的胸襟与担当最终体现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上。研究中国建筑的过去和发展，恐怕并非一个人的理想，而应该是很多今人共同的志向，一如林徽因先生写于1932年小诗中的莲灯：
岁月的车轮已经行了很远，但从未有第二位建筑师在中国建筑界有过梁先生这样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走在梁先生曾经走过的道路上，仍然面对着似曾相识的问题，依然在寻求他想找到的答案，而站立在历史长河中的梁先生大约会继续微笑地期许着，感召后人。
【参考资料】《梁思成全集》梁思成/《回眸一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范型及其脉络》常青/《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徐苏斌/《发现佛光寺，与中国建筑的“文法”》（讲座）梁鉴/《“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学者生涯》 吴方 等【图片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号）及相关个人和网络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