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定于2020年10月28-30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主题为“好设计·好营造-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结合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打造国际化中心城市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筑境设计主持人
时间:10月29日
个人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筑境设计主持人。
从业以来,主持设计国内外工程150余项,多项作品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其中,杭州黄龙饭店、杭州铁路新客站入选“中华百年建筑经典”;加纳国家剧院、马里共和国议会大厦入选国际建协(UIA)《廿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该选集选出了全球100年中的1000件优秀作品)。2004年,获中国建筑师最高奖“梁思成建筑奖”。
他一直关注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理论体系建构,曾出版《程泰宁——建筑院士访谈录》、《程泰宁文集》、《语言与境界》等著作;发表论文多篇,在国内外影响广泛。最近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推出的“大师系列”丛书“程泰宁作品选”中,他是被收入该出版社世界建筑大师系列的第一位中国建筑师。
我作为一位在第一线工作的建筑者,演讲的题目是《文化自觉引领建筑创新》,我主要讲五个方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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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
近年,文化自信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建筑、美术、音乐、戏曲等多个文化领域都在热议文化自信的彰显。但现实是,各行各业仍有诸多文化不自信的例子。以建筑设计领域为例,我们的建筑教育、建筑理论和创作实践,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上至今仍打着深深的西方烙印。有些项目的设计招标,中国建筑师团队如果没有外方参与,连参加投标的资格都没有。甚至到今天,有些项目投标仍然只允许国外建筑师参加。
这些例子说明一些人谈文化自信恐怕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这让人十分无奈。我一直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不能低估。特别是近40年来,以“西方”为“现代”,以抄袭模仿为“接轨”的观念几乎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一种普遍认识,跨文化对话中“失语”正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百年以来有不少学者、建筑师以及政府管理者在反思的基础上倡导过“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民族风格”或“新而中”等等,但是由于缺少有力的理论体系做支撑,只是以形式语言反对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排斥外来文化,其结果只能是热闹一阵,最后无疾而终。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新中式、坡屋顶、马头墙等又从过去的武器库中被搬了出来,甚至还得到部分人士的青睐。但在我看来,这种重复性的、低层次的文化性操作最后恐怕也只能是随风而逝。这些事实说明,仅凭一时的热情,甚至是跟风,是无法真正建立文化自信的。我认为,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文化自觉需要了解中西文化的来龙去脉、优劣短长,真正认清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跨文化对话中自我矮化的现状,改变封闭僵化的思维模式,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努力打造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才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才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因此,由文化不自信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变革过程,是一个艰苦的创造过程。这不是靠喊口号、造声势所能解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时机对我们是有利的。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正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季羡林、张光直、钱穆等文坛巨匠都曾经说过,21世纪是中国的文化世纪。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作为一位西方中心主义者,他也承认在当代世界,西方文化正在走下坡路,世界正面临着“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对于我们而言,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正是我们文化自觉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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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科学地观察西方现代、当代建筑
从回归建筑本原的角度,历史地、科学地观察西方现代、当代建筑。我认为应该对西方建筑进行全面的观察,而不应该为一个时期一种流派所局限。百余年来,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支撑了西方社会的发展。重视理性建筑分析,重视建筑基本原理,不仅造就了西方现代建筑近百年来的独领风骚,也催生并推动了包括中国建筑在内的世界建筑的前行。这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主义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被解构,价值取向碎片化、非理性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位日本建筑师说,“50年前海上行驶着一艘现代主义的大船。现在大船没有了,海上只剩下了许多飘浮着的碎片”。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文明和消费文化相结合下,西方建筑出现了一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脱离基本原理,追求视觉刺激的形式主义形象。法国学者伊·德波(Guy Debord)说,西方开始进入“奇观的社会”,一个“外观”优于“存在”,“看起来”优于“是什么”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也有艺术家说“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新奇,只有作品的形式能唤起人们的惊奇感,艺术才有生命力”,甚至认为破坏性就是创造性与现代性。西方现代建筑是由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和美学支撑的,以思维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观察西方当代艺术和西方某些建筑师的作品,应该不难理解它们来自何处。因此,借鉴西方建筑,必须要有自己的本体和判断。随波逐流,甚至把西方建筑的任性作为方向,实在是极不可取的。
讲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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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语境下解读传统
如何在建筑创作中继承传统,历来是建筑师们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坡屋顶、马头墙等中国建筑符号元素又再次被搬用。为什么一提及中国建筑就会陷入大屋顶、小亭子、坡屋顶、马头墙等语言形式的迷潭中不能自拔?难道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仅仅体现在“形式语言”上吗?如果对传统文化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至少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最表面的一层,即语言;第二个层面是意境;第三个层面是境界。形式语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建筑语言随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会发生变化。建筑师在不同项目上体现的设计创意不同,语言形式的变化也必然会有无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在坡屋顶、马头墙上做文章,便会束缚建筑语言的创新发展,造成新一轮的千城一面、万楼一貌。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传统表面化的理解也将妨碍中国现代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从而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在改变,更不用提经济文化上的改变了。如果依靠传统文化能够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百年以来诸多仁人志士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其意义何在?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其意义何在?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去建构能适应、并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国新文化才是我们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基因需要添加新的因子,需要重新编译,需要“重新理解自己”,以“抽象继承”的方式来认识传统、借鉴传统。如果简单地将传统文化视同于中国文化,那么不仅泛化了传统,更掩盖了中国文化转化创新并不断壮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文化犹如一条奔腾的大河,它从传统来,但它需要不断引入新的源流汇入当代。我们只有对当代问题作出清晰的回应,才能使中国文化强势回归,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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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构建起中国的话语体系
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关于文化的更迭和嬗变,过去有过一种经典性的说法,叫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观点有它的片面性。辩证的提法是不破不立,破中有立,边破边立,立而后方能真正地破。边破边立,只有立了以后方能真正地破。如果没有一个价值和理论体系作支撑,我们这个时代就难以走出西方文化同质化的怪圈,也难以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创新也就难以实现。中国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到了新时代,为使中国现代文化有更大发展,是时候去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了。上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学者一直试图摆脱种种羁绊,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探索。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很多学者就提出把意境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去建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美学体系。近年来,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也认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并提出了以“情本体”取代西方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命题。但由于建筑的双重性,我们也不能把建筑与文学、文艺完全等同起来。我在思考,从这些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建筑的创作和发展现状,相对于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哲学本体的理论体系,我们是否可以建构一种以语言为手段,以语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的建筑理论。这样一个具有东方智慧的建筑理论是否可以作为建筑求变创新的理论支撑?我觉得把这一理念建构起来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至少对我而言,有了这样相对系统的建筑理念,能够使我摆脱跨文化对话中的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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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意境、语言” —— 个人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观
首先,以境界为哲学本体,就是从自然自我的角度出发,追求主客观的和谐共生。同时,运用一种非逻辑的直觉去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去追求建筑与大环境的浑然天成以及建筑创作机制的自然生成。正如王阳明所言,“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谓也”,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作为建筑师,我们一定要争取达到能把握全局、拥有大智慧的境界。
其次,以意境为美学支撑,就是要从人的情志和心理感受出发,去超越物象的束缚,追求施工中的情感共鸣,追求像外之像,境外之境。在当代社会,这样一种对美的理解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消费文化对我们感官的束缚,使其重新回归到人的内在精神需求,使建筑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再者,以语言为载体和手段,就是要摆正语言在创作中的位置,以避免片面追求语言和情绪的趋向。以语言的不断转换来进行创新,追求它与境界、意境的内在契合。“术以载道,道术相长”辩证地说明了语言、境界和意境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三者之间没有高低之分,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如果能够这样去理解这三者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摆脱语言形式表面化、程式化的趋向,也有利于我们在建筑工作中不断进行尝试与创新。
上述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在当前,我觉得确实需要更多有过独立思考的“一家之言”。这些“一家之言”互相补充,互相映衬,从而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有了这样的话语体系做支撑,就能整体实现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与发展。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自己的建筑思想。我的建筑意象来自天地万物,同时利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性来观察和思考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以求把建筑做好。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中、西文化都正经历着激烈的变化。作为中国建筑师,我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的路既不在西方,也不在后方,而是在前方。我们不应模仿趋同,而是应以一种独特的、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所共享的建筑作品和话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建筑的大舞台上真正取得话语权,为世界建筑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中国建筑师的贡献。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程泰宁院士对部分作品设计理念的诠释
浙江美术馆
“浙江美术馆的设计理念是与自然环境、江南文化和谐共生,追求天、地、建筑与人浑然一体的诗意境界,尝试打造带有书卷气的现代化美术馆”。
战俘馆(四川建川博物馆)
“四川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战俘馆,这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战俘为主题的一个独立战俘馆。它纪念的是抗日战争中的战俘。“战俘”就是言以表义,形以及理,无今无古,无中无外,能入能出,能放能收,以适合的语言表达所需要的意境和境界。战俘馆的设计借鉴了自然山水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褶皱、绽裂,却仍然保持着方正、锋锐的形态,以隐喻战俘不屈的坚贞品格。馆长樊建川先生曾在媒体上讲,这个建筑跟展品的结合很能够打动观众,有许多参观者在参观后流下热泪,这也是我们建筑师所希望达到的愿望”。
温岭市博物馆
“温岭市博物馆借鉴了‘瘦、透、皱、漏’的温岭石文化,持正出奇是它的独特之处。用数字语言做非线性造型,拓展了一些境界,即利用这个来自西方的非线性语言来表达中国调性”。
南京美术馆新馆
“南京美术馆新馆在南京江北新区,现在正在施工。该馆规划的环境很好,所以我想把建筑架起来,以达到建筑空间与城市空间最大限度的渗透跟融合,同时强调建筑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这样的设计,使得语言支撑了建筑创意,而新的创意也结合了语言的创新”。
杭州西站城市综合体
“杭州西站城市综合体现在还正在深化设计。它的整个面积综合体有170万平方米,站房本身是40万平方米,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我们试图打造一个城站一体的铁路新客站、新模式。杭州西站城市综合体正好是在阿里巴巴旁边,处于杭州的西部科技城。所以这里做了云谷,还做了云门,我想就创新内容范式,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不断地突破现有模式”。
厦门会展中心
“厦门会展中心的总面积比较大,城市设计大概是四百万平方米,“一场两馆”加会展中心有将近一百万平方米。我们不只是从这一场两馆角度出发,我们看重的是其城乡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东部新城的起步区,也不仅仅是一个桥头堡,而应该是从本岛向岛外发展的一个活力带、是一个整体,我设计了一条中轴线一直往北边延伸,南边就是新机场,往东就是高铁站。它完全可以连接本岛。厦门会展中心将沿海而建,所以我还希望打造它的滨海夜景”。